陶瓷厂仓管员个人总结(仓管员的个人自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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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打工诗人》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选自《打工诗人》刊首语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在中国南方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有这样一群普通而又特殊的打工者——

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与许多打工者一样,饱尝了打工生活的苦辣酸咸,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始终怀抱美好的理想,跋涉途中藉文字的温暖照亮心灵,用漂泊的青春抒写梦想、吟唱生活,为千百万打工者树立了一面与命运抗争的旗帜……

他们打工,他们写诗,一个独特的称谓很能表明他们的特殊身份——打工诗人。

一直以来,由于生存环境的流动性及其它因素使然,打工诗人们的作品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打工生活期刊上,未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直到2001年夏天,许强、罗德远、任明友、徐非等打工诗人自费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随后不断有曾文广、沈岳明、许岚、张守刚、家禾、黄吉文、李明亮等加入《打工诗人》编委。《打工诗人》更像一面巨大的精神旗帜在中国南方猎猎飘扬,将全国各地的打工诗人们迅速聚集在同一面诗歌的大旗之下,他们才有了共振般的齐声呐喊……

这是一群从流水线上成长起来的打工诗人,因为追求清贫的诗歌梦想,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甚至比一些普通打工者还要多;然而因为有了诗歌精神的照耀,他们远离了迷茫和黑暗……一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那干过苦力经受过磨难的手拿起了笔——那些来自底层催人泪下的呐喊和出自心灵的诉求,曾感动过许许多多同在异乡寻梦的朋友……

对于热爱诗歌的打工读者而言,他们的名字并不陌生:许强、罗德远、徐非、任明友、张守刚、曾文广、沈岳明、许岚、柳冬妩、何真宗、刘大程、家禾、马忠、郑小琼、黄吉文、李明亮、郁金、汪洋、郑建伟、李福登、叶耳、李笙歌、游鱼、刘洪希、唐以洪、魏先和、湘男、李长空、李海涛、阿鲁、池沫树、李晃、刘付云、尹宏灯、赵大海、黄世钊、陶天财、李斌平、王晓忠、杨长发、罗占勇、陈传贵、宋世安、孙海涛、黄荣东、陈永安、孙久万、曹月芬、徐晟……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他们分别来自四川、重庆、湖南、安徽、湖北等全国近三十个省……

打工路上,他们走过怎样的历程?他们又是为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信念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呢?

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与我们构不成秩序/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的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路上/总会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

——柳冬妩《盲流》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的1993年。

其实在1993年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有了或长或短的外出谋生历程和写诗经历,但真正踏上南方打工和有意识创作打工诗歌,则是从1993年开始。于是乎,1993年便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意义。

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怀揣梦想的徐非离开川南乡村南下,开始他的淘金历程。选择这一天出门,是信奉乡村风俗“逢八必发”图个吉利。但他没料到,始于这天的行程却是他噩梦的开始:乘坐的那班成都发出的火车于深夜十二点到达终点站广州,出了流花车站步行至火车站广场一僻静处,徐非即被七、八名彪形大汉团团围住:“兄弟,广东不是好混的,识相的,把钱交出来……”边说他们边用手来抓徐非的旅行包!想到包里有自己的证件、发表作品样报、仅有的100多元钱及衣物等,徐非猛地挣脱包围踉跄狂奔!歹徒因此更认定包里有“货”,随后穷追不舍!徐非恍若惊弓之鸟,不慎闯入一条死胡同,眼见情势危急,他摸黑爬上一幢住宅楼的二楼阳台藏身……此时,近听有嘈杂人声渐近,远闻似有警笛划破夜空,徐非的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州在他眼里已是刀光剑影恐怖丛生!最终,提包在奔跑中丢失的徐非由于惊吓过度,躲在一间废弃木材的旧仓库内不敢出来,夜晚与老鼠蚊虫相伴,每日靠水龙头滴下的水充饥,度过了他生命中最难忘的6天6夜!

徐非此行的目的地是惠州,可由于朋友的电话号码丢失,已无法联系到惠州的朋友,后来想起有个文友在中山打工,身无分文的徐非决定舍远求近,于是一路靠捡拾甘蔗香蕉果腹,硬是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徒步3天3夜从广州到达了中山……

土家族的任明友初出家门的运气要好一些,但这好运却有如“昙花一现”。3月4日,年仅17岁的他离开家乡重庆酉阳那个“三不通”——“不通电、不通路、不通水”的落后小村,来到南海丹灶镇后顺利进了一间表业厂。由于工作努力,任明友很快成了厂里最年轻的生产组长。4月中旬的一天,他去总经理室送报表时,没有先敲门便闯进总经理办公室,结果遭遇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瞧见总经理正搂着一名女职员亲热!于是任明友倒霉而荒谬地失业了。然而,更为荒谬的事情还在后头:失业后的任明友背着一背包书籍去顺德一个叫勒流的小镇找他打工的大哥,途中遇上警察的盘查。警察认定他是不久前偷了别人影碟机的盗贼,将他团团围住,可打开背包一看,里面的东西让他们很是失望,恼羞成怒之下,他们以买的书没有发票为由将他收容了。几天后,得到消息的大哥赶来,花了180元才把任明友赎了出来——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偶尔在报刊亭买份报纸,任明友都会神经兮兮地要对方给他一张收据什么的。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罗德远则是当年秋天来到南方的。罗德远与徐非同是四川泸县百和乡的青年农民,只是不同村而已。在此之前,罗德远与徐非等热爱诗歌的文学青年一道创办了当时泸县较早的农民文学社《荒原星》,他们希冀透过农业的藩篱,去触及更为广阔的世界。因徐非以及许多老乡在惠州打工,罗德远便将惠州作为南下打工的第一站。离川来粤时,二十出头的罗德远是当时泸县最年轻的一名村长,可每月30元的薪水尚不及打工者一个月的奖金,自然无法让他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南方没像给徐非那样给罗德远一份丰厚的“见面礼”,但也足以让他刻骨铭心:由于有徐非的经历在先,所以罗德远出门时改乘汽车,可谁想到乘坐的汽车一路上抛锚不说,沿途又不断遭遇强吃强喝的黑店!汽车老牛般“喘息”着到达广州,罗德远坐车从广州至惠州的途中又被接连“卖猪仔”——先是在东莞被甩,稍后又在樟木头挨宰,到惠州斜下徐非处,罗德远的囊中所余已不足10元,而一路的耽搁,这一程竟然长达5天4夜!


同是1993年南下的还有沈岳明和张守刚。那是湘北山区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21岁的沈岳明怀揣父母用一头猪换回的200元钱上了路。年关迫近,南下打工者都匆匆往家赶,渴望与家人团聚,沈岳明选择此时外出,是因为年前的车不那么拥挤,更重要的是,年后要上涨的几十元车费,对家境贫困的沈岳明而言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啊!重庆云阳的张守刚原本在内地搞汽车配件推销的,可那年腊月送货去成都的途中丢失了8000元现金,于是在临近春节一个白雪皑皑的清晨从故乡落荒而逃……

接着,从西南财大毕业的许强,安徽的柳冬妩,在川北小镇作办公室秘书的许岚,以及大学梦破灭的曾文广等先后踏上了南方这块陌生的土地……

如果将南方比喻成一条负载千千万万打工者人生的船,他们便是从各自的轨迹或偶然或必然地踏上这艘船,从此命运在这条船上颠簸、沉浮。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城乡贫富悬殊和沿海的开发,导致内地人口大量涌入南方,各种体制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许多打工者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他们外出的遭遇是那样惊人的相似!最初,这些打工诗人毫无选择余地、悄无声息地进入南方,在各自的环境中生存,目的是能继续留在南方或能站住脚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颠沛流离的命运并因此磨砺出他们坚韧的意志,他们的谋生生涯和打工诗歌由此烙下苦难和抗争的底色。

青春漂泊的旅途,苦难总是如影相随;所幸的是,一路走来,诗歌成了他们失意彷徨之际精神上的支撑。


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

——罗德远《我们是打工者》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一辆客车将四川渠县的许强抛在了华灯初上的深圳万丰村。带许强出来的表姐领着他穿过一些肮脏不堪的小巷后,好不容易找到以前熟识的老乡,让许强在那拥挤的出租屋借宿。在老乡极不情愿的脸色中许强熬了两日,直到表姐为他找了月租30元的楼板通铺。临走时,许强与老乡结算了两天的住宿水电费4元钱——这区区4元钱,让许强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虽说租了房,可那是一间怎样破败不堪的房啊:阴暗窄小且潮湿,楼板上铺张草席就叫床了——许强没想到,他长达两个半月的流浪生活从此拉开序幕。由于临近年关许多公司不招工,加上许强所学的财会专业在深圳大都系女性从事,所以找工屡屡碰壁,无奈,许强的生活来源只好靠刚进厂的表姐8元、10元向别人借来维持。那些艰难的日子,他每天靠两餐稀粥来安抚肠胃的造反。1994年大年30,许强今生也无法忘记那一天:他用煤油炉熬稀粥,刚煮到半熟就没有煤油了,摸摸口袋腰无半文,看着别人杀鸡宰鱼一片欢声笑语,他悄然出户。透过小巷的空隙仰望苍穹,许强的心中涌出无比的凄凉!默默踱步到泳辉工业城附近,这时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向他乞讨,一看便是寻工无着沦落之人,自己虽然西装革履,可谁知他也是腹中空空?一种深深的悲凉挥之不去……只到75天后,许强才结束了那次流浪生涯。之后的1997年,许强再次饱受长期的失业之苦!这些经历,注定使许强的诗歌有了悲壮的底色,当有一天他开始握笔写诗时,一种沉重的阴影让他无法轻松落笔。诗作《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疤》真实地记录了他第一次流浪在外的辛酸与无奈:“我像游魂一样四处飘荡/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无力/我看见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从此,许强的诗歌中便多一种大气滂薄,悲天悯人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

湖南洞口的曾文广因为嗜书如命,南下时行囊里除了两套换洗衣服外其余竟然全是书,称得上真正是“负笈离乡”了。东莞长安镇,他遭到打工以来的第一次羞辱:在一间士多店给他打工的小哥打电话时,由于他是左撇子,从一开始就瞧不起他土气的女店主见他拿电话的姿势不对,一脸恼怒地伸手夺过话筒“啪”地一声扣在话机上,刻薄地朝他吼道:“滚,电话都不会拿!”年仅20岁的曾文广愤怒得差点将拳头伸到女店主那丑陋的鼻尖上,但最终忍住了。后来,曾文广进了一间管理混乱的作坊式制衣厂。厂里没日没夜的加班,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如山般压来。那几个月,他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把头发揉成鸡窝状;在有限的几件T恤衫上涂抹随兴所想的诗句……这期间,曾文广写了不少诗,可投出去均石沉大海……难道真的要在这种生活中“一点一点放下自己的青春、理想和尊严吗”?不,我不能在毫无意义的忙活中消耗青春!1998年春节,曾文广辞职北上郑州,边打工边就读于郑州大学新闻自考大专班,并用有限的稿酬支撑着上完了两年大专。再度南下,曾文广应聘到广州一家医疗保健类杂志做编辑,由于试用期月工资仅800元,在消费极高的广州根本不够开销。为了节约开支,他甚至很少吃午餐,天气冷了也没有添加一件衣服。尽管曾文广工作卖力,但老板说好试用期后加工资的承诺却迟迟不兑现,临了还奚落他:“每天穿同一件破衣裳,像个穷要饭的!”后来,曾文广在组诗《在异乡的城市生活》中这样记述那段日子的人生况味:“那一年的7月1日/一张暂住证/使我与这座城市/有了短暂和合法的同居关系/从一条街走向一条街/身后,失业穷追不舍/我的心态和多年前/那位落魄长安的书生/何其相似……”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安徽的柳冬妩也经历许多的苦难。1993年,过了端午节,麦子收割完毕,他背起二姐用了两年的牛仔包,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偌大的上海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在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他修过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天长日久,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他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大攻势,他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了。1993年9月的一个深夜,他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登上了开往合肥的火车。命运再次把他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再坐几个小时汽车便可回到家中,此时,他多么想立即踏上回家的旅途。他捂着还有点疼痛的胃部,归心似箭,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家,让父母再多一次失望。他提着牛仔包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仍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天黑时,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然后吞下几粒三九胃泰。他便买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到广州站了。有人跟着叫起来。他在站台上站稳脚跟,然后环顾四周,他大吃一惊,只有寥寥几个人下车,站台也非常简陋。这肯定不是广州!下错车了!他大喊一声,但为时已晚,火车已开始启动。等弄清楚下错车的地方当时叫花县时,他已被晒得眼花缭乱,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汽车站。到达广州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可他的心里仍像着了火。夜里,他搭上了一辆开往东莞大朗镇的中巴车。中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路上又被“卖猪仔”。他把脑袋耷拉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酣睡,半醒之间被一只大手拉了起来,接着被重重地扇了两耳光。他眼前直冒金星,脑袋里嗡嗡作响。面对这无缘无故的两巴掌,他懵了,摸着被打的脸,愤怒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还看什么看!?买票!”打他的汉子杀猪般“嗷嗷”地叫着,“20元一人,都要重新买票!”他同时把手中的铁棍晃了又晃,一副杀猪屠夫上阵的模样。9月25日抵达了东莞大朗镇。迎接他的是倾盆大雨。举目无亲,饥饿与疲惫一齐袭来,他漫无目的、头昏眼花地徘徊在大朗街头。街头飘来悠悠的面包香味,此时此刻,他的胃开始疼痛地冥想面包。 “××老姆,滚出去!”一声粗暴下流的叱骂把悲痛中的他惊醒过来。凶神恶煞的门卫走过来,指着他,大声呵斥通缉犯似的驱赶着他。他脱下鞋子,拿出藏在鞋子底下仅有的20块钱紧紧揣在手里。他想买点东西吃, 20块钱在手里揣了又揣,还是硬撑着。后来,出租屋里一位好心的老乡把他领进了屋里,并拿衣服给他换了。那天晚上,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都在老乡那里吃住。1993年底,他终于在老乡的帮助下,进了一家刺绣厂做杂工。他平时身上携带一个小笔记本,随时记下生活中闪光的思想火花,撷入诗中。他以柳冬妩的笔名源源不断地发表作品,柳冬妩这个名字,很快便在打工部落中传开。

南方对许岚同样没有另眼相待。从四川南充来广州后,由于事先联系好的朋友突然离去,许岚不得不独自走街窜巷四处寻工。因他不会粤语,找工连连铩羽而归。渐渐的囊中羞涩,外出坐公交车时,如果碰上2元票价的公汽,许岚就挥一挥手让它一边去,哪怕等半个小时也要等到1元的车……于是,天桥下的桥洞里留下过他夜宿的体温,一次为了躲避治安人员夜查,他躲进路旁一间厕所蹲了将近五个小时,由此感受到城市边缘强烈的尿臊味与家乡田野的鸟语花香是如此深切地不同……后来,羸弱的许岚在广州石井找了份拉砖的苦活。环境的恶劣让许岚倍感苍凉,夜晚栖居在山梁的简易工棚里,寒风萧萧凄冷作伴,他写下了南下的第一首诗《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纵 我淘金 我赤裸 我流血/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我只看见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褴褛天际……”

当压抑、不公、屈辱、迷茫以及不安全感等内伤进入打工者的内心世界,他们没有理由沉默——掩盖不了真诚逼人的光芒和血肉生动的激情,打工者开始用他们粗糙的情和真实的泪抒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打工诗由此开始初露端倪。这时,打工诗人们虽然大部分还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诗歌这一形式宣泄他们漂泊无依的情怀。

以珠江为背景/给打工者们塑像/塑那些赤脚跋涉的人/塑那些历经风浪的人/塑那些勇敢拼搏的人/塑那些抛洒血汗的人/请给他们塑上头顶烈日的黑发/请给他们塑上珠黑睛亮的眸子/请给他们塑上挥汗如雨的胳膊/请给他们塑上坚强刚毅的表情

——徐非《给打工者塑像》

这首发表在1998年12月《打工族》(原《外来工》)上的《给打工者塑像》,道出打工者在繁荣南方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是的,请历史记住打工者!

而作为打工诗歌的创作者——打工诗人们,如果有一天撰写打工文学史的话,他们同样是浓墨重彩不可抹杀的一笔!他们由最初抒写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真实情怀,慢慢转至关注社会,关注整个处于弱势的打工群体——这不能不让人将之与著名青年诗人白连春的诗歌《用尽一生努力抠耦的人抠出自己的心》中抠耦的人相比较:“抠耦的人在最低的地方劳作,呈现给人们的却是日渐稀少的白和美!”

这群的打工诗人中,张守刚算是对诗歌最为执著的一个。从1989年开始,张守刚去湖北砖厂打个零工,在风沙弥漫的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到一家汽车配件厂作过冲压工……1990年张守刚在在蒙古挖过煤。有一次,工友们都下班了,剩下他还有一点煤没有装完,一个有井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前面或后面松动的煤掉下来沙沙声,无端地给人一丝恐惧。顶上塌方是最难防的。几天前,一个工友让头上方塌下来的石块压断了腰,那惨叫,似乎还在他耳边回荡。突然几粒沙子打在我安全帽上(这是塌顶的先兆)他心里一紧,一跨步跳到煤墙边,他刚站定,就听到一声巨响,一大方石块塌下来,正好落在刚才站的地方,好险哪!差点让他一命呜呼,死神擦肩而过!1993年5月16日,作冲压工的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切掉了他左手拇指以外的四个手指头。在长达四小时的手术中,他咬紧牙关,强忍住痛,看着面目狰狞的医生用钢锯割去多余的骨头,身边照顾他的工友相继晕倒,他们被这残酷的现实吓得不能自己。!张守刚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是文学梦让他重新又鼓起了人生的勇气。来南方后,他对文学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的第一篇散文寄给了当时《佛山文艺》的“华先生有约”得以发表,让他有了创作信心。他在所打工的中山坦洲镇南洲皮革厂组织成立了“南海潮文学社”,联合了不少志同道合者。他每隔两个月必有打印的诗歌自选集“出版”,然后寄给珠三角的文朋诗友,其勤奋可见一斑。2001年6月,他的第一部打工诗集《工卡上的日历》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翻开那厚重的书页,张守刚再次陷入了沉思……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年。初来深圳时,沈岳明在一家叫“南园餐厅”的酒店干杀鸡杀鱼倒垃圾的杂活。这项活说起来简单,但如果让你每天连续干十五、六个小时,而且在杀鸡的过程中不能损伤表皮,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已是伤痕累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文学梦。1995年,沈岳明在深圳一家玩具厂当仓管,一次快下班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刚好让主管发现,结果以上班干与工作无关的事为由,让他尝了一盘“炒鱿鱼”。1996年2月,沈岳明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打工岁月的磨砺,已让他渐渐变得坚强,诗歌水平也日趋成熟。在那间厂,沈岳明由一名普工做到了绘彩部主管。可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的森严——这里不但没有星期天,全天24小时就只有晚上10:00至11:00放行一个小时让员工上街买日用品,并且要开放行条。沈岳明虽然是主管,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就连开放行条的权力也只有台职经理才有,如果赶不出货来或者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沈岳明却要主要负责任。就是在这种工作环境和压力下,他依然坚强每天写一首诗。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因为文学梦,罗德远付出的也不少。南下之初,罗德远在惠州斜下康惠电子厂作一名普通的仓管,没有人知道他当过“村官”还是一名作家。这位修过水电站从事过建筑下过苦力的年轻人早已学会了将悲苦藏在内心深处,然后化作一首首意境优美的诗作。憨直的他很有些百忍成“金”的能耐,在那间大型电视机厂,他一干就是六年,从普工干到组长、财会、线长和企业报编辑等,还被评为首届五名优秀员工之一,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当他的诗歌散文到处出现在报刊上时,一位深圳的朋友曾问他是不是不要命了,或者是不是穷疯了——可他哪里知道,惠州打工的六年间,罗德远从未去看过一场并不奢侈的电影——他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他南下写的第一首打工诗题目叫《打工生涯》,这首小诗刊在1994年12月下半月的《佛山文艺》“打工诗人流行榜”后,因其道出了打工朋友共同的心声,短短一个多月就收到读者的300多封来信——但谁又知道这首小诗创作背后的一个特别故事呢?那个骤降暴雨的夏夜,11点下班回到蜗居的出租小屋后,罗德远蓦然有了创作的冲动,一首《打工生涯》诞生了。待罗德远沉沉睡去时,已是子夜1点。凌晨3点多,一位老乡拍了半个小时的门才将酣睡的他叫醒——原来暴雨成灾,房前屋后都积满了水,罗德远住的是斜下中洞村祠堂的土房,水已浸透了土墙,随时会有倒塌的危险!老乡从另一间租屋跑来看他,见情况紧急便拼命拍门……睡眼朦胧的罗德远不禁吓出了一声冷汗,起床和老乡涉过齐膝深的水向一个小山丘跑去,身后,传来祠堂房屋轰然的倒塌声……

因为写诗,徐非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南下打工近10年,徐非的运气最初很糟糕,足迹遍布珠三角的中山、惠州、深圳等地。徐非的名字为许多打工读者所熟知,缘于一首叫《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诗。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作为较早创刊的面对打工一族的综合类刊物《外来工》颇受打工一族的欢迎,其中的诗歌栏目“青春驿站”尤其得到稍有文学素质的打工读者的青睐,许多人将其视为心灵的港湾和精神的家园。谋生途中,当徐非目睹到一些女孩怕吃苦怕流汗,拜到在金钱的脚下,做出了一些令家乡父老伤心的事,而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却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换来几百元的微薄薪水,于是内心有了一种深深的感慨:难道说纯朴的爱情已过时?于是徐非塑造了一名叫阿秀的纯朴女孩,让她成了《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主角。此诗在1994年9月的《外来工》刊出后,吸引了大量的眼球,许多人将作者徐非当成了“阿秀”,因刊发时登了地址,短短半年时间竟收到了三千多封来信!后来,《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将此事采写成新闻《“征婚诗”引来三千宠爱》在该报1996年7月2日的二版综合新闻头条刊出,一时间,各大传媒如广东卫星广播、《四川文艺报》、《今晚报》、《作家文摘报》等都作了转载报道。


1993年8月,湖南的家禾一个人,一个牛仔包,一件衬衫,一条灰卡叽布裤,从老家县城一路站到广州。真背时,他到达东莞樟木头,他姐已出厂不知去向,表哥刚出厂,处境危险,随时可能被治安队抓去。他只好只身到深圳找他的姐夫,与他一起在松岗一家鞋厂做流水线工人。他反应灵活,做事利索,很得上司和老板赏识,可惜只做了一个月。一天,工厂突击查房,姐夫藏了一双鞋在床底下,被查了出来。他侧到他耳边说,老板赏识他,肯定不会把他交治安队,他怕老板把他交治安队,挨板子。他让他承认,他就承认了。老板不相信他偷了鞋,果真没有把他交治安队,他还很有耐心地留他,说如果他愿意,他不介意。他当时感觉很丢人,虽然他真的没有偷鞋,但是面子上过不去,怕别人笑话他,毕竟他是当着全厂人集合时承认的。他当时就说,他不想做了。他怕老板以后用带色的眼光看他,万一再犯错误,就死定了。因为爱面子,他离开了那家新开的工厂,打包回到老家。1996年8月,家禾再次南下。朋友在东莞厚街一家大型制衣厂做仓管员。这次,他把身份证和毕业证全部遗失。经朋友的介绍,凭身份证复印件,他进了这家制衣厂。他当时做的是烫衣工。那时暂住证查得特凶,每次失业,过着逃亡般的生活,白天找工作,晚上住宿,提心吊胆“打游击”,今晚睡东家,明晚睡西家,一般每家出租屋都住满了老乡,一听到狗叫,就四处逃散,爬墙的爬墙,钻床底的钻床底。某晚,他就上房屋天顶,让老乡把天顶门上了锁,卷了席子和薄薄的毯子,露了一晚,没有查暂住证,但是头发和毯子都湿了。以后,他住过荒山坡,荔枝林,芭蕉林,废坟堆,风餐露宿。到现在,他才感觉身体不太好,可能就是那时落下来的。于是,写诗成为家禾漂泊的唯一慰藉。

李明亮是1999年南下深圳打工的。当时他在宝安区石岩镇一家规模较大的台资企业做技术员(也叫机修),几乎每天都要一身油污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时机器难弄,要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天亮。不仅工作时间长(没有周末,个把月的时间才可能遇到休息半天的机会),上班时间更是紧张忙碌,修机架模都有时间要求,写在架模单上挂于机台之上。上厕所小个便也要一路小跑——那些破机器不仅难架模,而且也很难保持正常生产。夏天时又闷又热又累,“裤裆都汗湿了”一点都不假。一个难得的周末下午,他趴在铁架床上一口气写下近百行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就是在这家叫做“源进”的台资厂,他以他的理解和所能写了较多的打工题材诗歌。他在知音杂志社《打工》杂志发表打工诗歌的“打工大诗人”栏目发表打工诗歌几十首。常多期连发,共收到打工兄妹来信上千封。作为一个打工人,他更像关注自己一样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2006年,根据自己的打工经历、所见所闻,及正从事的企业管理工作,他撰写了法学论文《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法治保障》,2006年7月获得由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并收入论文集。当时他是唯一一名以农民工身份参加当时在杭州的论文研讨会的。当时是唯一一名以农民工身份参加当时在杭州的论文研讨会的。2007年他在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上发表评论《关注扶持打工文学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呼吁社会关注打工文学,并阐述了打工文学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晚上下班后踩着高低不平的夜回到宿舍后,他还要为自己加班:床头/ 一截蜡烛/粘在倒扣的饭盆上/黑夜 被烧了一个窟窿//布满眼球的血丝/是一张网/由故土往异乡铺开/将湿淋淋的故事打捞/瘦弱的文字/踏过一张张苍白的工卡/从工友的鼾声中/蹒跚而来//将心切成两瓣/一半留给夜晚的稿纸/一半交给明天的流水线(原刊于《浙江日报》)。


1997年11月湖北的黄吉文,怀着一腔热血,怀着对美好的向往,在一个同学的召唤下,他带着理想,带着文学梦,扒上一列南下广东的火车……到广东东莞后,没有毕业证,也没有办身份证。二个月后,他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去做工,不管住只管吃饭。白天忙碌一天之后,晚上他常常到东莞火车东站去睡觉,广场上人来人往,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人管,席天盖地,一张报纸就是一个露天的床。有一次,他到常平镇麦田村的一个小公园去睡,朦胧中被一伙人拉起来,原来遇到了抢劫的,在浑身搜遍没找到值钱的东西时,气极败坏的他们把他打倒在地,并上来狠命地踢他,鲜血从嘴角流了下来……后来他飘泊到了顺德。由于工作难找,他就靠小时候跟奶奶学到的做饭本领,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了卖早点的生活。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来和面、生火、包小笼包、煎油饼。天快亮时就推到工业区工厂门去卖,很辛苦,但看到每天手中赚来的几十元钱,还是会满足地微笑。后来他又流落到广州白云区,在一家体育用品厂做了一名抛光技工,一做就是三年,工作的环境非常恶劣,当他们把乌黑的各种金属打磨得象镜子一样光亮,四散的金属粉尘却沾满他们的身体。有一些金属有毒性,比如铝合金,锌合金,钛合金,黄铜,青铜等,每到夏天,他们的皮肤就会因为腐蚀而大面积的溃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这是一个小小的五金厂/一群带着口罩系着围裙的民间乐手/与旋转的车间/轰鸣的机器/合演一场工业的颤音?/青筋突兀的手臂 /握紧苍白的金属/这些冷漠的铁与铜 锌与铝/携带着致命的毒素与阴影/与飞翔的砂轮 擦出火花/一次次划下滴血的伤痕/这些形状各异的苦难/被打磨成镜子和化石/而镜中多少脸孔已被岁月染黑//一片咳嗽跌落的声音/比噪音重 /比尘埃轻/叫嚣的烟尘/顺着一脉呼吸遁入肺叶/沉淀成我们多年后的病疼//能喊亮秋风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转弯处/却不能镀亮内心的黑暗/泪水留给生活的湿度/让隐蔽的往事生锈/而难产的幸福/迟迟不来……(选自《打磨工》,此诗在《辽宁青年》杂志发表后,反响强烈,收到七百多封读者来信。)

2001年郑小琼结束了四川一个小医院的白条工资。她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无法想象以后她将面对的生活,所以她只能选择逃避,她来到了南方,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南方的打工生活中孤苦的,并没有她想象那样美好,她记得最初她在一个家俱厂上了一个班,最终月底结算工资时只有284元,她不敢想象以后的生活了,因为她读书四年,家里还欠数千元的账。她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她将自已封闭起来,开始在每天下班后,在八人宿舍的双层铁架床上写着自己的内心想说的话和那份失落。在这个不再有理想的年代里,诗歌成为了她的宗教,一种信仰,一种对无所适从的生活的解脱。在她以前的五金厂,每一年都有数个人手指生生地让机器吃掉,看着少了半截的食指,无名指,中指,她内心常常一种伤感,也许在这个制造业城市里,一个人断了一根手指也许无所谓,两根,或者两百根,据相关报道,仅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数字常常是冷漠而残酷的,他们决大部分来自农村。想到这样,她常常落泪,有一段时间,她在五金厂操作机台,每天上班之时,她常常很伤感地认为,可能她的手指在今天会断掉,心中充满了恐惧。有时睡在铁架床上,在梦中就会梦见她自己的手指头被冲床冲掉半截,在流着血,疼痛难忍,在现实面前,她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只好把这种感受写下来。就象她在自己的诗句中所说的那样:“我只是一个胆怯的人/ 那么微小的风吹草动/ 也会让我忧伤”。这份敏感让她对现实保留着一定距离,这种距离让她开始不断的窥探生活中一些小小的秘密。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如今她的诗歌作品不断登上国内许多著名文学期刊,并参加了诗刊的“青春诗会”,获得许多国家级大奖。可以说,如今她是中国诗坛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名女诗人!

许多人对打工诗人的不理解,并未让打工诗人们消沉。曾有人说“打工诗人”这个名堂是在哗众取宠,是想从中博得什么利益——实际上能给打工诗人们带来什么呢?诗歌能带来金钱地位吗?相反,为了出一本诗集办一份诗报,他们不得不动用不多的打工积蓄。在南方打工群落里,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汪洋(汪雪英),到后来的何真宗、张守刚、柳冬妩、徐非、罗德远、刘大程、马忠等……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实惠呢?

他们需要的或倡导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打工精神!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该我们出场了/一个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兄弟姐妹们已沉默得太久/内心的鼓声震天动地/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灯光/让我们自己 给自己舞台/筑一座精神的炬台吧/让一种光芒照耀或缝补/我们内心的千疮百孔/不管你是在汗流浃背的车间或是在无处栖身的街头/有一种声音在为你们鼓掌/有无数真挚的文字在为你们撞响生命的洪钟

——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没有人能抗拒得了,一个遍及千家万户的打工时代已彻底降临;同样,打工诗歌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末,有人提出过“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佛山文艺》、《打工族》、《大鹏湾》等较早反映打工生活的期刊也曾对此关注并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一些主要作者的改弦易辙和后继乏人,加上文坛与理论界宁肯去追捧“美女作家”、“先锋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对处于底层的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使得“打工文学”的优秀写作者难以浮出水面,“打工文学”也渐渐被人冷落和遗忘。所幸近几年来,随着时间的沉淀,不少打工诗歌的创作者仍坚守在这块阵地上,他们诗歌的羽翼已日渐丰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人》报的诞生,差不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打工诗人们由于命运相似和爱好相同,是很容易引为知己,走到一起来的。这其中,《佛山文艺》、《打工族》等起到了功不可没的“纽带”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和《外来工》的“青春驿站”很受打工读者追捧,许多作者以能在这两个栏目发表作品为荣耀。1996—1999的几年间,徐非、沈岳明、罗德远、任明友、曾文广、柳冬妩、张守刚等的作品频频在栏目里亮相。慢慢地,彼此的名字让对方所熟知。罗德远与许强因投稿开始联络,沈岳明与徐非联系上了,罗德远与任明友后来成了同事,曾文广与沈岳明同是湖南老乡也有了信函往来……2000年7月,《嘉应文学》在广州举办了一次文学笔会,罗德远其时已凭自己的实绩成了《嘉应文学》的一名编辑,这次会上,罗德远与许强、沈岳明、任明友、徐非、许岚等相聚在了一起。在罗德远的提议下,他们搞了个诗歌朗诵会,大家的诗歌激情被熊熊点燃了!也就是那一次聚会,让他们有了联手“揭竿而起”的愿望!

2001年正月初三,惠州西湖。许强和罗德远、徐非、任明友都没有回老家过年,他们相约来到惠州畅叙文学人生。游览西湖时,大家不知不觉谈到了时下众说纷纭的“打工文学”——都是诗歌爱好者,话题自然又转到了诗歌上。大家认为,一些处于“高蹈”地位的诗歌正孤芳自赏远离普罗大众,而打工人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却未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干脆办一份打工人自己的诗报吧!”大家很快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经过反复讨论,很快达成共识:“打工诗人”一词最早出现在《佛山文艺》“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之后又出现过“流浪诗人”、“漂泊诗人”、“行吟诗人”等称谓,但都没有“打工”二字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诗报干脆就取名《打工诗人》,办成中国第一份属于打工者的民间诗报……四人磋商后认为:“每一个特殊的时代,诗歌都显示了其无可比拟的力量——这是一个打工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有权利为打工者在历史的轨迹上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而创办这样一份诗报,更容易团结和聚集像我们一样身份的打工诗人,发出共同的声音!”

由于罗德远和徐非先后转了单位,许强承揽第一期的具体事务,并由他恭请远在四川的《星星诗刊》主编杨牧题写了刊名;罗德远则执笔写下了《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青春作证!”2001年5月31日,选发17位诗歌作者的《打工诗人》报出刊了!选择在“6。1”节前一天出刊,是因为他们把《打工诗人》报视作一个新生的婴儿——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这颗在南国播下的种子一定会茁壮成长,最终遍及任何一个有打工人的地方!

第一期印刷了500份,寄向四面八方,很快,这份普通的诗报却在诗坛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一些著名评论家、诗人读到这份粗糙的报纸后十分震动,他们没想到:一份纯粹的诗报,竟然诞生在求生与竞争激烈的沿海,而且出自一群异乡谋生的打工者之手!更令他们刮目相看的是,这些诗作的质量并不比一些知名诗人差!随后,《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北京文学》、《星星诗刊》、《华夏诗报》等用大量的篇幅转载《打工诗人》的作品。《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先生在该刊卷首语上如是说:“民刊的策划者们有一点共性值得肯定,那就是:率真——发乎其声,不及其余……难怪我在收到《打工诗人》报时,眼睛竟有些湿润,我想这不仅仅是敏感和脆弱,而是对诗歌精神的崇尚!”《北京文学》破例选发了两个专版,《诗林》更是用大量版面选发10位打工诗人的30首诗作。一至九期,《打工诗人》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百分之八十,印数已从最初的500份增加到2000份。

2002年许强与各位打工诗歌写作者创办了打工诗人论坛,随着网络的兴起,这里便成了全国各地打工诗歌写作者的网上家园,打工诗人的交流更加方便。从而团结了更多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的名字在网上越传越远!

《打工诗人》创办之初,几位创办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首先发出自己的声音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时,打工诗人柳冬妩自觉地开始为打工诗人寻找理论注脚。他的评论《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发表后,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认为,“打工诗歌”已成为广东诗歌的品牌;《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认为,打工诗歌写作者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现象,似一面镜子立在了主流文坛的面前,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它记载了我们这个改革中走向富裕和文明时代的一段真正不可忘却的身世史,其价值在于弥补了主流文坛的缺失造成的遗憾。

「诗家争鸣」打工诗人:为漂泊的青春作证

在广东,一帮为生计奔波的打工者,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晚上在简陋的铁架床上铺开纸张,写下那些叩击灵魂的文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诗歌精神!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支持和理解!据一些打工生活期刊的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上千,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而坚持在这一阵地且稍有成绩已达近百人,他们用笔表达了打工者的心灵诉求,温暖着同时代的打工者。一些打工诗代表作已经在打工者中脍炙人口:比如柳冬妩的《试用》、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罗德远的《黑蚂蚁》、曾文广的《在异乡的城市生活》、任明友的《访古四章》、张守刚的《坦洲镇》、沈岳明的《寻梦者》、黄吉文的《南方之疼》、何真宗的《纪念碑》、许岚的《流浪南方》、家禾的《打工十年》等——他们用这些吟唱打工生活的分行文字,在南中国千千万万打工青年的心中一次次掀起不息的波澜!这些农民工诗人们,用饱满的热情吟唱生活,成为这个特殊时代当之无愧的歌者!许强、罗德远、徐非、何真宗、柳冬妩、马忠、郑建伟等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了省作家协会;何真宗、柳冬妩、黄吉文、曾文广等人荣获团中央举办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诗歌一、二、三等奖;柳冬妩的打工诗歌评论获得中国文联优秀评论二等奖;张守刚等打工诗歌写作者的诗歌作品连续多年持续入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选集;郑小琼凭借“打工诗歌”参加2005年《诗刊》的“青春诗会”;罗德远于2005年7月被广州增城市政府和文联作为文化人才引进……因了对生活的信念和文学理想的鼓舞,许多打工作者逐渐由普通打工者,逐渐成长为编辑记者和中层管理,改写了命运,成为千百万打工者奋斗人生的榜样。

著名打工诗歌评论家柳冬妩写到:面对“打工诗歌”,尤其是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我们很难知道它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内心真实,写作真实。我们不能小看“真实”一词的分量。圣埃克苏佩里说:“我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我所经历的。”他又骄傲地说:“尼采不过思考,而我经历。”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我们经历了什么就该说出什么。打工诗人的打工诗歌作品都是与他们的生存处境相关。读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我强烈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忍耐与愤恨,痛苦与伤悲,歧视,恐惧,屈从,挣扎,怜悯,反叛,焦灼,内心的自我抗争,等等。打工诗人,像在底层布下的嗡嗡作响的“精神地震仪”。他们诗中每一个词语的艰难跋涉,都是感觉本身,是打工之旅的深度显现,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刀痕。真正的“打工诗歌”必须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不是他们选择了“打工诗歌”,而是“打工诗歌”选择了他们。在我看来,只有 “打工诗人”才有资格去说明打工一族的处境,成为打工时代的代言人!

“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出现在中国南方不是偶然的,中国南方经济的腾飞和打工潮的出现,为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温床。目前,由十多位著名诗刊主编及诗人题词,由10多位“打工诗人”编著的中国第一部打工诗歌选《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已于2007年5月1日正式出版,在这个日子出版,本身就是对千千万万打工者的讴歌。该书厚达500多页,收录1985-2005年全国各地100位打工作者最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将是一部中国底层最珍贵的文史资料。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打工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精神史书,它里程碑式的历史高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文化价值!

编著者认为:关注时代,关注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这样的文艺作品绝不会曲高和寡,这样的艺术有血有肉、形象丰满,才有可能在千百万人心中越传越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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