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器骨瓷套装(景德镇瓷器是骨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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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的北京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之


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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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瓷胎掐丝珐琅百子瓶”

——黄梦笔著——

清朝乾隆年间的“瓷胎掐丝珐琅百子瓶”,也可以称作“乾隆掐丝珐琅五彩加斗彩瓶”、“乾隆珐琅彩瓶”、“乾隆五彩瓶”、“乾隆斗彩瓶”、“乾隆釉里掐丝珐琅釉上洋彩加斗彩瓶”、“乾隆款白地掐丝珐琅百子图瓶”、“清高宗掐丝珐琅灯笼瓶”、“大观园百子瓶”、“琴棋书画百子图卷”、“郎世宁百子图卷”等等。此件器物为清高宗御书房所使用的笔筒,通高42.5厘米,口径不圆呈椭圆,一面为14.9厘米,一面为15厘米,底径15厘米,围长69.3厘米,净重3600克。 “瓷胎掐丝珐琅百子瓶”,并非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而是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为乾隆皇帝烧造的,大约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年间。此器的烧造方法,与“乾隆画珐琅八仙大瓶”基本相同。图画由郎世宁绘制,封口和封底的仿北宋[汝窑]“雨过天青色”釉料,是宫廷工匠拿小吹管以喷洒方式用天青釉料将瓷瓶的口沿和底部内圈进行封盖。郎世宁设计的画稿最早也是遵照乾隆皇帝本人的要求进行构思,底足的落款为“大清乾隆年制”料字款。

制作“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艺,最早就是由郎世宁在康熙末期至雍正初年间发明创造的。说是郎世宁发明创造的也并不太准确,郎世宁是根据景泰蓝的制作方法,又结合了西方油画的技法,将铜胎掐丝珐琅制作工艺给移植到瓷器上面,创造出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技法。使用小吹管来喷珐琅釉,最早也是由郎世宁发明的。雍正时期,养心殿造办处工匠胡大有以及宫廷画师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掌握了使用小吹管喷珐琅釉的技法,他们都是由郎世宁授教的。但是也仅限于吹管喷珐琅釉方法,郎世宁似乎并未将如何把金丝银线嵌入珐琅釉的技艺教授给戴临、贺金昆、鄒文玉这些画师。目前仍未发现由戴临、贺金昆、鄒文玉等人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估计是郎世宁从意大利随身携带的材料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用来进行大批量的烧制瓷器。雍正时期绘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在景物的重彩部位,郎世宁通常会嵌入五至六层金丝银线。可是到了乾隆时期,郎世宁在景物重彩部位所嵌入的金丝银线,就大幅降低到一至两层而已,表明郎世宁随身携带来的金丝银线应该已经接近告罄。画珐琅彩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些研究员都认定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御用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有文献记载,乾隆六年曾将四百多件画珐琅彩瓷器集中于端凝殿以红木匣包装封存。如果是皇帝御用器,这种行为本身就令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不拿来使用想留着下崽么?作为皇帝御用器,根本就不可能离开紫禁城宫门。可目前在日本、英国、瑞典等国家,均都发现了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所烧造的画珐琅彩瓷器。因此笔者判定画珐琅彩瓷器并不是皇帝的御用器,而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专门为馈赠外国使节所烧制的国礼。画珐琅彩瓷器上面的诗句就是证明,所谓的诗句确实够湿的,都湿得有点发霉了。所题的诗句,读起来既拗口又别扭。无非就是酸秀才调书袋充门面,用以彰显大清帝国皇帝的文冶武功罢了,题写的诗句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然而“金骨瓷胎掐丝珐琅”这种神秘的瓷器,却从未馈赠给过任何外国国君或外国使节,也没有赏赐给过任何一个人(包括亲王贝勒和功臣名将),自始至终都存放在皇宫大殿内,这种瓷器就是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帝王家最大的秘密。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所收藏的众多艺术珍品中,没有一件“金骨瓷掐丝珐琅”瓷器就是最好的证明。“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从制胎到上釉再到掐丝,整个烧制过程都是在宫廷造办处内完成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本人甚至还参与制作了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所以才有了“雍正御制”、“乾隆御制”此类的落款。

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宫廷内务府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一些瓷器表面的部分景物和人物,都是采用由郎世宁设计出图样直接从国外订购法琅纸了,粘贴到胎釉上面进行烧制的。笔者并不了解二百五十年前至三百年前法国或意大利生产珐琅金属画的整个流程,可能是生产商接到客户设计图样后,在模板上雕刻出图样来,将各种金属粉末以及各种金属丝线填进模板的图样中,铺上一层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再压一块模板入窑烧制,经过高温烧制之后,由金属粉末和金属丝线构成的图样粘贴到珐琅材质的细密丝网上面,便形成了珐琅金属画。但这仅是笔者个人的一种推测,不一定准确。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众多教堂装饰材料中,是否存在同一个时期类似的珐琅金属画,笔者也不知道。对宫廷画师来说,绘制陈设对瓶上面的人和景物,追求的是越接近一致越完美。可事实是做不到的,绘制的时候无论再怎么精心细致,完全相同的两幅绘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差异。如果不是借助于西方国家这种半工业化产品,简直无法想像郎世宁是如何做到让陈设对瓶上面两幅绘画完全一致的,就连人物眉毛的粗细、大小、长短以及断点都相同(也有个别对瓶差异比较大,比如胎釉存在缺欠的地方,郎世宁会在这些地方多添一朵花或两片绿叶。)。除了雍正早期的几件瓷器由郎世宁本人亲手掐丝外,雍正后期和乾隆时期所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郎世宁基本上都采用这种西方半工业化产品来烧制,这可以大幅降低烧制的难度。由于要先设计图样发往国外生产商,外国生产商拿到图样后再烧制珐琅金属画,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因此烧制出一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来所要耗费的时间却不一定会缩短。

迄今为止发现的雍正时期所烧制的“金骨瓷掐丝珐琅”瓷器,仅有15件而已。依据清史《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录,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数量也很有限,不超过30件。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数量比雍正时期略多一些,但也不超过50件。这是因为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的成本过高,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让人难以承受。这一点从乾隆时期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所使用的金属前后变化就可以推测出来。早期的瓷瓶,除了用金丝银线编骨架外,还在胎土中添加了约15%的黄金,甚至连釉里也加入金粉。可是中后期的瓷瓶,胎土中添加的黄金变少了,到后期干脆不再添黄金。用来编胎骨的金丝,早期的金丝象筷子一样粗,中后期的金丝则比电线芯还要细,有的甚至胎土中没有金银铜丝线编织的骨架,仅有金属编织的细网而已。说明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的成本实在太昂贵了,昂贵得连坐拥天下财富的皇帝也烧不起。

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战败退撤湾岛,精心挑选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十六万箱珍宝装运上船撤离中国大陆。可到达台湾时,只有二十二万箱60万件,其余的二十四万箱珍宝途中丢失了,从此下落不明。这仅是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通常都注有水分。因为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数量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不可能冒出四十六万箱来。笔者推测实数应该是四千六百箱,运到台湾的是二千九百七十二箱,解放后运回北京的有一万余箱,留在南京还有二千余箱,遗失的数量大概是一千六百二十八箱。而这件“瓷胎掐丝珐琅百子瓶”,就是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撤往台湾途中丢失的那一千六百二十八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之一。中华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曾对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进行详细清查。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录,这件乾隆皇帝灯笼瓶,中华民国十四年旧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翊坤宫(或颐和园)。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点查人员并没有发现这件大瓶的秘密,在报告中记录作“洋彩婴儿瓶”或“白地五彩百子大瓷瓶”。国民政府点查小组成员,可能存在个人观点的不同以及认知上的差异,所记录的物品清单也不一样。有的人员记录物品清单,记录的物品名称比较准确,也非常的详细。而有的人员记录物品清单则极为草率,也很模糊,连物品名称都非常混乱。如珐琅彩瓷器,有人记录作“画珐琅”,有人记录作“洋彩”或“洋瓷”,有人记录作“五彩”。又如物品的名称,有人记录作“乾隆款画珐琅人物瓶”,有人记录作“乾隆款洋彩人物瓶”,有人记录作“白地五彩人物瓶”,还有人记录作“五彩美人瓶”。连年号都省去了,如果没有极强的甄别能力,是很难通过《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书中所记录条目来进行核对的。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成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初期,江西景德镇陶瓷界曾组团前往北平故宫博物院进行参观考察,返回景德镇后仿造了一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笔者在古玩市场见到过这类仿品,釉色和造型与笔者的藏品也完全一样,甚至绘画比笔者藏品还更加精致,底足落款有“乾隆御制”、“大清乾隆年制”。只是景德镇参观团人员虽然近距离观看了故宫博物院藏品,却并不知道这些藏品的秘密,仿品的胎土里面均都没有金丝银线编的骨架,也没有金银铜丝网。而民国时期景德镇的这些仿品出现,佐证了笔者收藏的这些“金骨瓷胎掐丝珐琅”瓷器,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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