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釉料吸烟(瓷器釉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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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近600年的时间,中国江西景德镇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陶瓷的生产中心,享有“瓷都”的美名,就在于烧制青花瓷器的成功。元代中晚期,全国多个地区相继烧制出了青花瓷,但只有景德镇烧制的最为成功,并从此改变了陶瓷发展的历史。

瓷器鉴定那些事——要想穷 烧郎红

图1 明嘉靖 青花龙纹小口瓶

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改变了瓷土的配方。在原来的成份单一瓷土中,先后加入了瑶里地区的麻仓土和高岭山中的高岭土,这种配方被称为“二元配方”。新矿料中富含三氧化二铝,仅将少量的矿料掺入瓷土中,便可以明显增加成坯的硬度,所以有“高岭土为骨,瓷土为肉”的说法,也因此大件器物得以出现。瓷器的生产从小件日用器向中大件观赏器物发展。随着制瓷业的进步,在二元配方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多元配方,能够适应更高的窑温,使得瓷器更坚硬、瓷化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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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明 青花“长命富贵”飞凤小碟

第二,是改变了烧制瓷器的窑型。将南方多用的龙窑与北方多用的馒头窑相结合,创造出了能够烧制更高窑温、富有更多窑位的槎窑。这种窑炉在适合烧制青花瓷器的同时,又可烧制多种高温颜色釉瓷器。此窑型从元代晚期出现一直使用到明代末期,约300年的时间,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们将此窑型统称为明代槎窑。清代,随着制瓷业的发展,景德镇的匠人们又在明代槎窑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大的蛋型窑。在此窑型最宽最高的位置,一排所烧制瓷器的数量就可超过一整个槎窑烧制的数量。窑炉容积的增加,使得窑位更加的丰富。蛋型窑自问世以来,一直使用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了80年代才彻底消失。这种窑型是传统砖土结构中最合理、最节能、最高效,又是景德镇独有的,因此称为镇窑。

清康熙郎窑红釉瓷器的出现,就是以上两项改革创新的进一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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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康熙郎窑红观音瓶 故宫博物院藏

“郎窑红”一词,来自清康熙时期朝廷委派负责督陶的官员郎廷极。相传在康熙四十一年他为了讨康熙帝的欢心,烧制了一个以自己姓名命名的新品种,称为郎窑红。在景德镇又有另一个版本,传说郎廷极要再次创烧铜红釉瓷器,但不敢在御窑厂试烧,便委托民间的朋友进行烧造,由于是第一次烧制红釉大件(生坯约45厘米高)器物(图3),且铜红釉又难以把控,最终合格品极少,虽然名义上是为皇帝家烧制,但民窑烧制又不允许落款,这一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民间便有了“要想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红”一词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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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康熙郎窑红观音瓶

其实郎窑红是因镇窑的出现而出现的品种。镇窑容积大,窑位温差可区分得更细。这样,明代所流传下来的釉料品种无法占满新窑炉的全部窑位温区,也就是说必须要创新,需要更多的釉色品种来充实不同温区的窑位,才不会浪费寸窑寸金的窑位。郎窑红釉只是众多创新出的颜色釉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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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郎窑红花盆

郎窑红器物整体呈现为红色,但颜色之间有差别。就同品种上看,从鲜嫩的淡红色至如牛血的深红色都有表现;就同一件器物来说,从口至底的颜色也可有所不同(图4)。口沿处呈现不规则的脱口现象,从而露出胎体的白色,越往底部积釉现象越发明显,红色越深(图5);圈足为台痕底,一般称为“二层台”圈足,其外部有严重的积釉现象;釉质晶莹剔透(图6)。古玩行将以上这些现象归纳为“脱口垂足郎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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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康熙郎窑红的二层台圈足以及垂釉现象

从制作工艺来说,郎窑红的坯胎要略厚于其他品类器物,这是为了抵抗高温中流淌的铜红釉造成的强大拉力。在釉料配比上,郎窑红釉中所含的铜元素低于豇豆红釉、霁红釉,所以发色温度也就要相对低于这两个品种,约在1230℃上下;为了使铜含量低的釉水发出红色,便在釉中加入大量的石英类矿物,并且反复多次施釉,最终釉层的厚度可以达到一般瓷器的数倍;至于器物内部以及底部所施的釉料,是有别于一般青白釉的纹片釉,是为应对郎窑红釉的拉力而专门调配的一种釉料,可使内外以及底部的拉力保持相互平衡,不会塌陷和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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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吹釉雕塑

郎窑红的釉水呈现类似水泥的青灰色,第一遍施釉较稀,采用浇釉的方法,待釉晾干后,再用喷壶吹上较稠的釉水(图7),待晾干后再吹,直至达到要求的厚度(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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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郎窑红上釉完成后的样子

由于郎窑红发色温度要低于釉里红、豇豆红、霁红品种,窑内放置在中温区。出窑后,若红色纯正,且表面鲜亮莹润,内部及底部纹片釉发青绿色且透亮,说明此郎窑红烧成气氛佳,为上品;若器物的红色发黑,且釉面不清澈光亮,内部及底部的纹片釉呈现“米汤黄”,说明在烧制过程中气氛出现问题,古玩行将这种现象称为“串烟”,景德镇叫“吸烟”。以上两种郎窑红在传世品中都可见到。

在郎窑红瓷器的造型中小件器物较少,多为中大件器物,尤其以瓶罐类器物居多。原因可能是豇豆红以及霁红品种多以烧造小件器物为主,另外郎窑红品种的胎、釉都厚于其它品种,若烧造小件器物会显得笨拙许多。瓶罐类器物的圈足大都是二层台圈足底。这种圈足流行于明末至民国时期,康熙时期使用为多,圈足的台面与外足墙呈约90°角,整体不施釉。其目的应是避免红釉流动后与垫饼相粘连,如今则成为鉴定康熙时期器物的一个依据。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5期《瓷器鉴定那些事——要想穷 烧郎红》

口述:何国森

整理: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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