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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

会员专著||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引发的思考——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江南收藏?品牌机构」

“会员专著”为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OCSJ研究会)开办的会员专著专栏。本栏目定期推送OCSJ研究会会员编著的文章专著、文学理论,让会员学者的文章与大众分享互动,为“陶瓷文化”爱好者分享更多陶瓷文化知识。

金秋十月,天朗气清,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跨越百年的中国现代陶瓷教育——景德镇陶瓷大学迎来了建校110周年庆。为此,景德镇陶瓷大学举办了“传陶业圣火,庆百十华诞”窑火传递仪式,“璆琳渊薮”景德镇陶瓷大学110周年校庆师生陶艺作品展,"跨越百年的中国现代陶瓷教育——景德镇陶瓷大学110周年校庆主题大会",跨越百年的中国现代陶瓷教育论坛,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峰论坛等众多庆祝活动。

其中,窑火传递仪式极富意义,鄱阳县高门高岭瑶里风景区这两处窑火采集地址也同样耐人寻味。高岭土的发现,使景德镇制瓷业产生质的飞跃,让景德镇陶瓷攀登上世界陶瓷的巅峰。而鄱阳县高门则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中国陶业学堂的诞生、起步之地,在张謇、张浩、邹如圭、章继南、邹俊章等一批陶瓷教育家的尽心经营下,中国陶业学堂在风雨飘摇的社会背景下才得以继承与发展。

我们或许对张謇、张浩创办中国陶业学堂的事迹耳熟能详,但对康达“向当道接洽,得直隶、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当道之协款,成立中国陶业学校,附设于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厂内,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其目的在改良瓷业。”的事情鲜有所闻。那么康达究竟是谁?江西瓷业公司又成立于何时,是如何成立的?它与当时的清宫瓷器是否有关系?中国陶业学堂与其又有怎样带的关系?

本期推送的是由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会员项坤鹏执笔的《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引发的思考——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

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引发的思考

——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

项坤鹏

(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内容提要]江西瓷业公司是清末成立的新式窑业公司之一。柯逢时的奏折《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尽述其成立缘由,并启发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几经波折,其生产与经营有别于景德镇之旧工业,引进了新式公司组织形式,且兴办瓷业学校;公司将清御窑厂纳入其景德镇总厂之中,在一定时间内承担起向清宫廷供瓷之责任。

[关键词]江西瓷业公司 柯逢时 清宫廷瓷器

光绪末年以后,江西、湖南、福建、河南和山东等地纷纷兴建新式窑业[1]江西瓷业公司即为其中之一。江西瓷业公司建于景德镇,是景德镇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新型企业,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陶瓷业开始进入了企业化时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初四日,时任江西巡抚柯逢时就开办江西瓷器公司一事上书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现将奏折内容录如下[2]

奏为开办景德镇瓷器公司派员经理以振工艺而保利权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江西浮梁之景德镇,制造瓷器,已历数朝,曩年售价约值五百万金,近乃愈趋愈下,岁不及半。论者以为制法不精,税厘太重之故。臣初亦信以为然。自来豫章悉心考察,乃知此项制作,实胜列邦。其选料也,则合数处之土以成坯,故其质坚,而其声清越;其上釉也,则取各省之物而配色,故其光泽;而其彩鲜明,又复讲求火候,考验天时,备极精微,遂成绝艺。

其创始者,实深通化学之理,至今分门授受,各不相师,非若他技之浅而易明也,始由朝鲜学制,渐达于东西,各洋诧为环宝,经营仿造,乃克有成。较之华瓷,终有未逮。往者该镇工匠曾赴东瀛,见其诣力未深,爽然若失。若夫即外洋各国,亦自以为弗如也。至于征榷则税重而厘轻,江西瓷厘不及原价十分之一,而洋关纳税则榷其轻重,别其精粗,辨其花色,几逾十倍,故商人办运皆取道内地,绕越海关,独与他货异辙。然中国之销数日绌而外洋之浸灌日多,揆厥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能与之相竞。该镇自军兴以后,元气未复,又一熸于火,再沦于水,资产久已荡然,勉力支持,益多苟简,运商复从而盘剥,时当其阨,则倍息亦所甘心,于是年复一年,利日以微,货日以容窳,其行销内地者,即通都大邑亦少精制之品,迄无人维持而补救之,遂一蹶而不可复振。然而工匠之精能者,至今实未尝乏也。往臣尝见署中陈设珍玩,于尊、罍、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因购洋式大小盘匜,令之照样制成,实无稍逊,而坚韧或且过之。惜窑户恐不易售,不肯舍旧谋新。上年乃招集绅商,议创公司,久之亦无应者,良由此事,固无人知,即知之亦不能悉,遂不免望而却步。经臣周咨博访,查有湖北候补道孙廷林,器识宏通,办事精审,自其先世承办御窑厂事务,工匠商贾,信服尤深。当即电调来江,与之考究一切事宜,悉能洞中窾要,其于此事,确有心得,而精核罕有其伦。即经委办瓷器公司,筹拨银十万两,以为之创,余由该道自行集股。据称已得五万金,于三月间,在该镇建设窑厂,招集工人,专造洋式瓷器,必精必良,约计秋间,即可出货。当预备各色,敬谨进呈,所有章程,均循商例,应完厘税,一律抽收,且不敢援专利之条,致为商人所疑沮。

臣查外人游历江西,于该镇无不迂道往观,多购粗瓷归贻亲友,偶得佳制,则悬之座隅,珍为秘玩。日本且岁购白坯,回国加以绘饰,转运西洋。盖西洋富人所用器物,以手制者为良,非以机器所制为珍重也。近年洋商屡思来此设厂制造,而奸商或挟外人之势,冀免税厘,历经臣随宜拒绝。倘再不图变计,将并此区区利权,不能自保。矧该镇聚工匠数十万人,性情犷悍,或致别滋事端,隐忧尤大。今既设立公司,精求新制,以后当可大开风气,广浚利源,与其振兴他项工艺,收效难期,不若因其固有者而扩充之,为事半而功倍也。

该镇银根紧迸,百物腾贵,此次并分设官银钱号,以利传输,此外通商惠工之政,自应随时察看情形,藉资补助。是否有当,除咨外务部督办政务处、户部外,合将江西创设瓷器公司缘由,会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魏光焘,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这则奏折直接陈述了清政府成立江西瓷业公司的原因:1.保护权益,创造利润, 发展实业,与洋商争利。“近年洋商屡思来此设厂制造,而奸商或挟外人之势,冀免税厘,历经臣随宜拒绝。倘再不图变计,将此区区利权,不能自保。”19世纪以来,列强通过数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特权,洋商数次企图在景德镇设厂制瓷,为了避免利权丧失,成立瓷业公司势在必行。2.维护社会稳定,维持清朝统治。奏折中提到该“镇聚工匠数十万人,性情犷悍,或致别滋事端,隐忧尤大”。19 世纪 40 至 60 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此后的光绪二年(1876年),景德镇又曾发生过万余名陶工的大暴动。景德镇聚集有 10万余工匠,成立瓷业 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陶工的管理,消除暴动隐患。3.景德镇有成立瓷业公司的条件。“工匠之精能者,至今实未尝乏也”,可以“因其固有者而扩充之”,较之“振兴他项工艺,收效难期”,可“事半而工倍”。

这则奏折除了使我们了解江西瓷业公司兴办的原因外,还启发我们继续思考: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于何时?是如何成立的?它的生产经营情况如何?另外,它与当时的清宫瓷器是否有关系?

「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

清朝末期社会极不稳定,虽然当时倡导洋务运动,各种新兴企业纷纷建立,但是 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江西瓷业公司作为一种新兴事物,难以马上取得社会各界的认同, 因此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颇费周折。

柯逢时在《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中提到:“上年乃招集绅商,议创公司,久之亦无应者,良由此事,固无人知,即知之亦不能悉,遂不免望而却步。”“上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议创公司,久之亦无应者”,说明社会各界对成立江西瓷业公司信心不够。光绪二十八年时,江西瓷业公司还未成立。接着提到“查有湖北候补道孙廷林于三月间,在该镇建设窑厂,招集工人,专造洋式瓷器,必精必良,约计秋间,即可出货。”由此看来,在光绪二十九年,就已经筹拨银10万两并委派孙廷林创办瓷业公司,而且于该年三月,已经开始在景德镇建设窑场、招集工人了。但是根据《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不久“孙廷林回鄂委办要差,改派候补道蒋辉接任集股筹办。并据孙道禀明,原奏拨款十万,仅由藩司经发皖省瓷土公司订购祁门瓷土付价一万两,其所招商股亦仅筹集三万两,一面知照股东,一面将所建房屋窑厂变价退股。”[3]可见,由于朝廷并未按照预期拨款,原来计划的“十万两”仅得“一万两”,再加上自行筹集 资金的过程也不顺利,“据称已得五万金”变为“仅筹集三万两”,当时江西瓷业公司非但没有发展,甚至此前所建的房屋窑厂都被拿来变价退股,筹办江西瓷业公司的活动到此时暂告一段落。

再有,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所等单位联合对景德镇珠山北麓进行了考古发掘[4]。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出土了“戊申年□□瓷业公司试造”标本,有清一朝“戊申年”共有五个:康熙七年(1668 年)、雍正六年(1728 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 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很显然,此处的“戊申年”即是指光绪三十四年,这也说明江西瓷业公司烧制瓷器的时间可早至光绪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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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戊申

青花金纹博古图瓷簋

(光绪三十四年,西园1908年)

图源:《时代之光——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特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的奏折提到:“两江总督端方奏据候选道曾铸等称,江西景德镇磁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澄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担任发起,定名为商办江西磁业有限公司,议集股二十万元,每股五元计四万股,发起人认一万五千股,俟批准后再招二万五千股今该道等自行集股设立公司,多用机器仿造外磁,洵足振兴实业、挽回利权。”[5]据此可以推测,自光绪三十二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澄会商”后,江西瓷业公司逐渐复苏并开始烧造瓷器。这一推测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的记载相吻合:“江西瓷业公司本为官督商办,光绪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其出品照机器例仅完正税”[6],所以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戊申年□□瓷业公司试造”标本很可能就是这时江西瓷业公司的产品。结合上述分析可知,由光绪二十九年开始,江西瓷业公司自筹备成立时起就颇多波折,但是到绪三十四年为止,在这期间江西瓷业公司在其雏形阶段已进行过生产。那么,这是否说明江西瓷业公司就已经成立了呢?一直以来学界关于其成立的时间争议不断。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确定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时间,则要看以什么作为其成立的标准。如果以发生生产行为作为标准的话,则可以说光绪三十四年以前(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之间)江西瓷业公司已经成立了。但是,如果以政府的批准作为标准的话,那么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又是另一个时间。据《清档》农工商部工务司二〇四档记载,宣统元年(1909 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核准立案[7]

上文《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提到江西瓷业公司筹备之初并不顺利,甚至曾一度遭到“变价退股”,那么其后来又是如何组织成立的呢?《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这个公司原为官商合办,为张季直、袁秋舫、瑞莘伯等所发起。资本由冀、鄂、苏、皖、赣五省协款,先定为四十万元,但招足时只收二十万元。”[8] 向焯《景德镇陶业纪事》以下简称《纪事》)中也有记载“:中国物产丰矣,商业之待振兴者多矣。苟能及早设立公司,力为研究,则其成绩必已斐然可观。试以今之江西瓷业公司征之,可以憬然悟矣。公司成立于前清末年,为张君季直、袁君秋舫、瑞君华儒等所发起。原拟资本四十万元,招足时只收二十余万元,所拟办法,分饶厂、景厂两处。饶厂用机器制造,景厂工作则依旧法。曾禀请商部立案,准后援海关则例,纳值百抽五之统一税。”[9]另外上文提到的端方奏折中也有相关记载。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知,经历了官商合办的失利之后,江西瓷业公司由冀、鄂、苏、皖、赣五省协款,张季直、袁秋舫、瑞莘伯等发起,集资 40 万元(四万股)而创立。

「江西瓷业公司的生产与经营」

关于江西瓷业公司的生产状况,民国人向焯在《纪事》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10], 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可以推知江西瓷业公司的生产状况。

(一)设厂

《纪事》中载:公司“于九江、汉口、上海等处设立发行所”,即工厂将生产两部分结合,一边促生产,一边抓销售。又载:“故须设厂饶州,为新工艺之创作,以别于景镇之旧工业焉。然在饶州从事建设,则购置基地,建造房屋,安设新式窑巢均须周详审慎,故稍稽时日。而景厂则一应旧法,组织较易,故先行开工,营业亦颇盛,并于九江、汉口、上海等处设立发行所,其业务盖蒸蒸日上焉。”由此可知,江西瓷业公司设厂两处,分别在景德镇和饶州。景德镇为总厂,以传统方式为主组织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原清御窑厂也归入总厂之中[11],这一点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既而景德镇之官窑,亦归该公司经营”中可以找到证据。景德镇总厂厂址跨珠山西北,面积约方圆三里,厂内为工场,厂外为发行所。另外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中得知,江西瓷业公司以“鄱阳官窑为分厂”,也就是说《纪事》中提到的饶州厂地处鄱阳县鄱阳湖之滨,亦即鄱阳分厂[12]分厂拟建设新式厂房和窑炉等,以新式方法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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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分厂

图源:许亮、李兴华《中国陶业学堂成立时间考辨》期

(二)生产分工与组织

《纪事》中载:“工厂中分坯作、窑作、彩作三课。坯作之中,分圆琢两类,圆器则有脱胎、二白釉、青花诸厂之分;琢器则瓶、尊、壶、罍各有专作。窑巢两所,每四日出瓷一次,所值约二千余元公司设总协理二人,为名誉职,经理一人,以厂长代行职权,负公司全责。以下又有各课主任,分理其职司。由坯成瓷,由瓷加彩,历经各课而器以成。各课之中,又有作目以董其事。器之良窳,工之勤怠责焉。纲举目张,诚合乎公司组织法也。”从中可知,工厂分三课,坯作之下又细分圆器琢器两类,这样的生产分工符合景德镇一直以来的传统生产形式,是按照瓷器生产流程并结合瓷器生产的实际情况而实行的,是景德镇长久以来实践出来的、较有效率的一种分工方式。至于公司的组织,则是按照“总协理经理作目”的形式由上而下进行管理,尽管较为简单,但是已经初具近现代公司组织方式的雏形,所谓“纲举目张,诚合乎公司组织法也”。由此来看,江西瓷业公司总厂中的生产是旧与新的结合,将传统的分工方式与新式的公司组织形式结合了起来。

(三)生产发展阶段

江西瓷业公司的生产发展,经历了开端高峰低谷复苏的过程,这一点从《纪事》中可以得知。公司成立以后至民国之前“景厂则一应旧法,组织较易,故先行开工,营业亦颇盛,并于九江、汉口、上海等处设立发行所,其业务盖蒸蒸日上焉”。业务的迅速发展使得公司计划进一步扩展规模,即“公司计划且拟设立陶业学校,以便培植人才,其规模可谓宏大矣”。好景不常,民国开始后,“因民国光复,九江申汉各分销处以兵事影响,损失十余万金,以故元气大伤,饶厂因之中辍,残余资本,遂集中于景厂,而为局部之经营,此乃公司之大厄也”。也就是说,民国之后因为兵灾影响,公司三处分销处损失惨重,鄱阳分厂也不得不中途停止,只留下景德镇总厂一处勉力经营,这一阶段应该算是公司的低谷时期。后来,公司的生产逐渐复苏,“近数年来,景厂渐次扩张,于艰难缔造之中,粗能立足,所有出品,随用旧法,悉仿新式,制作精良,几与前清之御窑毗矣。南洋劝业会、巴拿马赛会,均得有优等奖牌,可以知其工作刷新矣”。向焯《纪事》“自序”中言明,写于“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即 1919 年,所以“近数年来”指的应是 20 世纪 20 年代。这时景德镇厂的生产逐渐走出低谷,用“旧法”仿“新式”,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并在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上得奖。

(四)开办学校

江西瓷业公司为了培植人才、发展新式生产,在设立饶厂的同时还开办学校。《纪事》载:“公司计划且拟设立陶业学校,以便培植人才”,由此可知开办陶业学校是公司的一个计划。至于是否付诸实践,吴仁敬等的《中国陶瓷史》给出了答案:“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景德镇有江西瓷业公司,又设分厂于江西之鄱阳,研究新法,以资改良,质品样式,均属可观,惜因经费不足,支持数年,终归失败。宣统二年时,江西瓷业公司总理康特璋,向当道接洽,得直隶、湖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当道之协款,成立中国陶业学校,附设于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厂内,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其目的在改良瓷业。”[13]即康特璋得到政府资助部分款项,中国陶业学校(也称中国陶业学堂)得以设立,地址在鄱阳分厂。“始招陶业本科一班,收十五岁以上高小毕业生,学制三年。附办艺徒班一班,收十二岁以上少年,学制五年,徐凤钧为堂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资金无法筹集,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分厂被迫关闭,陶业学堂也因经费问题而停办。”[14]

阅读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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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

(1877-1946)

安徽祁门人

“事属创始,经理尤在得人。查有内阁中书康达留学东瀛有年,于陶瓷之业素研究,于江西景德镇地方情形亦多熟悉,故拟公举该员为公司总经理俾专责成,伏思建设公司之意。”

摘自《候选道曾铸等禀本部文为江西瓷业公司改归商办事》

《商务官报》·西园1907年

「江西瓷业公司与当时清宫廷瓷器的关系」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提到,江西瓷业公司改 为商办以后,原清御窑厂也归入总厂。众所周知,清代御窑厂专负供给宫廷瓷器之责。御窑厂并入江西瓷业公司之后,宫廷的瓷器来源情况如何?如果宫廷从此不再进瓷器或者择他处而另立新的御窑厂,那么可以确定江西瓷业公司与宫廷瓷器没有关系;如果清宫廷继续从景德镇运进瓷器,那么这些瓷器与江西瓷业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查阅清档,有大量记载表明,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其年始有江西瓷业公司改为商办,景德镇官窑归该公司经营的说法)至宣统三年(1911年),每年清宫廷都进有大量的瓷器(宣统三年以后不见《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大运及传办瓷器的记载)。现列举几例为证[15]

“江西九江关造具光绪三十三年份烧造大运及奉文传办正用各项瓷器花名件数分装桶数清册:烧造光绪三十三年份大运琢器八十件装二十桶,圆器一千二百四件装十五桶,传办奉先殿、寿皇殿、文庙、崇圣祠、紫光阁、御膳房正用瓷器一千六百八十四件十七桶。”

“江西九江关造具光绪三十四年份烧造大运正用各项瓷器花名件数分装桶数清 册:烧造光绪三十四年份大运正用琢器八十件装二十桶,圆器一千二百四件装十五桶。”

“江西九江关造具宣统元年份烧造大运正用各项瓷器花名件数分装桶数清册:烧造宣统元年份大运正用琢器八十件装二十桶,圆器一千二百四件装十五桶。”

“江西九江关造具宣统元年份烧造大运正用各项瓷器花名件数分装桶数清册:烧造宣统二年份大运正用琢器八十件装二十桶,圆器一千二百四件装十五桶。”

“宣统三年:瓷库呈明由天津招商局领回各项贡瓷八千一百八十七件入库事。”

笔者根据《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统计,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每年进大运瓷器琢器80 件、圆器 1204 件,大运备用瓷器琢器 8 件、圆器 238 件。另外,光绪三十三年进传办瓷器 1684 件并传办备用瓷器 13 件,光绪三十四年未见记载,宣统元年进传办瓷器 7362 件,宣统二年进大运琢器 80 件、圆器 1204 件且传办瓷器782件,宣统三年共进瓷器 8187 件。关于清宫旧藏,光绪末期瓷器不论,仅宣统款瓷器就有近万件[16]。由此可见,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宫廷不仅每年都运进大运、传办瓷器,而且数量颇多。这些瓷器由江西九江关负责,显然是来自景德镇御窑厂。而在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期间,至少有一段时间,御窑厂已归入江西瓷业公司,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宫廷所进的瓷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江西瓷业公司生产的。即江西瓷业公司当时清宫廷瓷器关系为 :江西瓷业公司在一段时间内行使了御窑厂的职能,负责为当时的宫廷提供瓷器[17]。那么,这一段时间是多久?也就是说,从什么时间起,江西瓷业公司结束了为清宫廷供瓷的使命?

在故宫的藏品中有一件“宣统三年永平附近秋操纪念”青花高足杯,推测其为御窑的产品[18]。宣统三年江西瓷业公司业已成立,所以该高足杯应该是江西瓷业公司生产的。由此可知,该高足杯如果不是提前一年或者更久烧制的话,则到宣统三年时,江西瓷业公司仍然在为清宫廷提供瓷器。根据《全集》记载:“宣统三年 :瓷库呈明由天津招商局领回各项贡瓷八千一百八十七件入库事”[19],但是在此后的宣统四年至宣统十六年,《全集》中不见有关大运、传办瓷器的记载。因此,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至宣统四年时,江西瓷业公司已经结束了其御窑厂的功能?另外,自1906年开始,在赣湘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发生了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由此开始。此后江西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战场,1911 年 10 月 24 日,九江知府璞良被擒,革命军占领九江,帝王专制体制在九江灭亡,九江独立;10月31日革命军光复南昌,江西巡抚冯汝骙被擒,后自杀;11 月1 日,江西独立。关于冯汝骙,《全集》有载:“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抚冯汝骙奏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江关大运传办瓷器及用过银两折。”

“宣统二年九月初八日:江西巡抚冯汝骙奏为九江关烧造宣统元年大运及传办瓷器于十一月初十日由海运解京交库,共支给物料、工价银一万九千八百三余两,并造具清册呈内务府核销事。”这表明冯汝骙作为江西的地方长官,在当时清宫廷瓷器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被擒以及自杀,再加上江西的独立,说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对江西瓷业公司的控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亡,至此,江西瓷业公司也就没有了继续供给清宫廷瓷器的必要。结合以上分析,大致可以推测,至迟到1912年,江西瓷业公司已经结束了其御窑厂的职能

「小 结」

综上所述,清朝末年,为了振兴商业、缓解社会矛盾,经柯逢时上书,清政府决 定成立江西瓷业公司。原来计划公司的性质是官商合办,但是由于社会各界信心不足等原因,筹款出现了问题,几经辗转,清政府决定将公司性质改为商办,由冀、鄂、苏、皖、赣五省协款,张季直、袁秋舫、瑞华儒等人发起,筹集到 4 万股,共计 20 万元,由商部立案,江西瓷业公司最终正式成立。在景德镇设总厂,原御窑厂也归入其中,在鄱阳设分厂。总厂传统方法结合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使得江西瓷业公司一度兴盛。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各分销处受到战乱影响,损失惨重,于是公司将资本集中于景德镇本厂,后来生产逐渐复苏。江西瓷业公司在运营期间,由于将御窑厂纳入其中,接受当时的政府协款以及景德镇总厂生产水平较高等原因,在其成立后承担起了御窑厂的功能,向清宫廷提供瓷器,直到清政府灭亡前后,江西瓷业公司的这一职能才告结束。

注释 :

[1]“自光绪季年,江西、湖南、福建、河南、山东等省即有新式窑业,以我国产瓷土之佳,应易发达,然以种种原因未能尽如所望。”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考一一三三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一辑,第 561 - 563 页,中华书局,1996 年。

[3]熊廖 :《中国近代名家陶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 年,第 17 页。《景德镇珠山北麓明清官窑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 160 页。

[5]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实业六·工务》,考一一三○六。此外,清档中亦有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两江总督端方等片奏,据候补道曾铸等呈,江西瓷业公司原拟官商合办,去年候补道李嘉德与上海道瑞澂晤商,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定名为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筹集股本二十万银元,查自行集股设立江西瓷业公司,多用机器仿造外瓷,是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应核准令完一值百抽五正税,沿途概免重征税等事折。”《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档案提要二”,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年,第 857 页。

[6][1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考一一三三八。

[7]瓷石:《我国第一个陶瓷实业公司—江西景德镇公司》《,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3 期。

[8]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三联书店,1959 年,第 270 - 271 页。

[9][10] 向焯《:景德镇陶业纪事》上篇第十三章“江西瓷业公司营业之状况”,景德镇开智印刷局,影印本,1920 年。

[11]“江西瓷业公司本为官督商办,光绪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改商办工场设鄱阳县鄱阳湖之滨,既而景德镇之官窑,亦归该公司经营,于是以景德镇官窑为总厂, 鄱阳官窑为分厂,资本银四十万元。”《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九·窑业·新式窑业》,考一一三三八。

[13] 吴仁敬、辛安潮 :《中国陶瓷史》第十二章“清时代”,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108 页。

[14] 同 [3],第 19 页。

[15]《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档案提要二”,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 年,第 870 - 879 页。

[16][18] 参见王光尧《清代御窑厂的建立与终结》,《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 2004 年,第 172 页。

[17] 王光尧认为,宣统御窑瓷器中的六字三行无圈框“大清宣统年制”楷书款在同治、光绪时期的御窑瓷器上几乎不见,而江西瓷业公司所产商品瓷上所署的“江西瓷业公司”六字楷书款,也以三行无圈框者最常见,二者的这种一致性可能正是产品出自同一生产单位的表现。王光尧 :《清代御窑厂的建立与终结》。

[19] 同 [15],第 8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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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文章全文,同时欢迎读者阅读期刊原文。

本文摘自:项坤鹏.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引发的思考——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04):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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