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批发交易市场(成都瓷器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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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繁荣景象。其中,经济领域的进步尤为显著,出现了所谓“唐宋变革”和“中世纪城市革命”。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提出,19世纪晚期中国形成了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并认为“在西北,只有到了唐代才有充分整合的大区规模的城市体系”。学界关于唐代区域市场的具体情况论述不多,本文拟从交通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城乡互动的形成、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与专业化发展等方面探究唐代区域市场的形成。

交通发展是区域市场得以形成发展的前提。唐代的馆驿制度日臻完善,交通管理制度不断健全,相关律令日趋严谨。《唐律疏议》记载的唐代有关驿使的律令规定就多达17条,以确保交通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唐代制度规定,“三十里一驿”,陆驿一般是乘坐驿马或驿驴,水驿则乘舟船。当然,设驿距离也会因地理状况而因地制宜,比如《唐六典》卷5记载,“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统计数据表明,盛唐时全国设有驿站1639所。《唐会要》卷86《道路》规定,“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葺”。从史料来看,唐代的私驿和私人旅店也很发达,这些私驿可供旅客止宿、存货、交易,还有可供客商租赁的马驴和车船等,功能齐备、服务周到,运输效能很高。这些旅舍、邸店、私驿大多分布在交通要冲、干道路旁和县郭、村乡、码头及港口附近。史载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以及东南沿海交通要冲还有外商经营的私驿,这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交通工具的改进,官驿和私驿的并重,有力促进了陆路交通的发展。此外,水路航运发展迅猛,《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沂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水陆相兼,共同促进了唐代交通效能的提高。

商品经济发展是区域市场形成的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自然经济逐渐减弱和商品经济不断增强的过程,唐代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不完全的商品生产和完全的商品生产两个方面。不完全的商品生产,是指剩余产品的商品化,即生产者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所需,由于产品富余等原因流向了流通领域使产品具有了商品的性质。《茅亭客话》卷8“好画虎”条记载,灵池县洛带村“孙儿辈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太平广记》卷374“胡氏子”条记载,“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表明农民出售剩余粮食的现象逐渐增多。史载“溉田良沃,亩收十石”,有学者估计当时整个社会的农户剩余产品率达到2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农产品的增加,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唐代中期施行两税法后,大量农产品卷进了商品流通领域,地方市场更加活跃。唐代完全的商品生产大致分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茶叶的种植是一种典型的农业商品生产,当时不少产茶区的农民即把种茶当作主要职业,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全唐文》卷751记载,“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绵、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此外,鲜花种植也较为普遍,陆龟蒙对此有记载,“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十亩地的鲜花种植应该是为了出售。《册府元龟》卷488记载,“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文‘西川税课,旧有青苗,如茄子、姜、芋等农作物,每亩获七、八百文,征敛不时,烦扰颇甚’”。大面积种植茄子、姜、芋等作物,可见也主要是为了出售。唐代手工业品则大都是商品。唐代的油坊和醋坊相当普遍,如长安宣平坊即有卖油者,齐州刘士郎“以鬻醋、油为业”。粮食加工业亦十分发达,宣宗时长安附近“百姓多端以面造麴入城贸易”。印染业发展迅速,有许多印染专业户,如北海人李清更是“代传染业”。家具加工业发展很快,《太平广记》卷355“广陵贾人”条记载,扬州有一商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唐代造纸业也相当发达,品种增多,纸坊遍布各地,如《太平广记》卷145“钜鹿守”条载,“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中唐时,印刷业日趋发达,私人已有印刷刻印书籍出卖以求利。印刷业与造纸业的发展,使日历、诗文、书籍等成为日益普通的商品,如长安就有“鬻肆文典之肆”。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空前发展,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剩余农产品涌入市场,市场上商品的总量越来越多,“南海郡利兼水路,瑰宝山积”,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新唐书》卷54《食货志》记载,天宝时“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空前的铸币规模充分说明了当时市场商品总量之丰富,商品生产带来了商品交换的频繁,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市场交易。

城乡互动是区域市场形成的直接推动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城市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生产原料与生活资料主要靠乡村供应,农产品的卖出和某些手工业产品的买进,也都离不开城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交流逐渐加大,至唐代中期以后,城乡经济互动的态势逐渐形成。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剩余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农产品商品化发展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证。郑学檬先生谈到太湖地区的农业时说,“太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经营的多样化,打破了千百年来墨守成规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开始造成自然经济的崩溃瓦解,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同时,密切了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市场的联系”。唐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加大,中唐后期民间丝织业非常发达,大量丝织品源源不断供向城市。大量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中去,以至于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而唐代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增加,消化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增强。“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可见服务业中从业人员数量之大。《太平广记》卷86“杜鲁宾”条记载,“杜又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为别’”。相信在建康城造房子的人也大都是进城的农民,而卖砖瓦之人与卖土之人一样,都是农民出身,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类似于现在的农民工。唐代中期的时局动荡,加上两税法的实施等原因,城市吸纳的劳动力快速增加,以至达到“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中唐以后城市的大量兴起及城市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城市必须依赖乡村而存在。同时,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农村产品的商品化转化和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并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弃农从商从工。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城乡经济互动的形成导致城乡商品流通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促进了更大地域范围内交换的发展。

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区域市场形成的标志。城市是所在地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集中体现,唐代中期以后,城市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处于区域交易的中心地位,城市与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互相依存关系。区域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唐代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与所在区域的经济形成了良性互动,带动并促进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上商品种类的增加和日用品交换的频繁,原有的农民定期到集市上交易的初级市场形式已不适应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即以草市或镇市为交换半径的市场交换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交换的需要,市场交换半径的扩大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扬州是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同时期成都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唐代中期以后,至少在关中、黄河下游、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等区域形成了区域中心城市。伴随着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城市具有了大量商品集散地的“中心地”作用,一方面汇集各方商品并分散到所属的区域,另一方面收集所在区域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输送到其他城市中去。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往往带动大宗商品的交易,原有的流通环节从“商家—消费者”流通模式逐渐改变为“商家—批发商—消费者”流通模式,这就从内涵上需要原有的初级市场升级为更高级的市场形式,远距离贸易日益频繁,进一步扩大了商品的流通半径。

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和区域市场的形成。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唐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系列专业性市场。当时专门进行茶叶交易的市场很多,白居易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可见浮梁有专门的茶叶市场。“蚕市”也是一种专业市场,一般形成于春季,以交易蚕农之具为主。《全唐文》卷840明确记载了懿宗年间汉州每年春季都举办“蚕市”,而且规模也相当可观,“其日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还有专门经营药品的药市,“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龙池中,货其所赍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此药市能汇集“天下货药辈”,说明其已具相当规模。瓷都景德镇原来是一个小军镇,逐渐发展为生产陶瓷的重要城市,形成了专业的瓷器交易市场,“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这些专业性市场,均以本地区的特色产品为依托,所售商品显然是面向外地市场的。由于不同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差别较大,各地区间商品的种类亦有较大差别。专业性市场的形成可以更好地促进较大地域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并逐渐突破了原有交易半径的限制。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以至“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日用品的交换逐渐加入到长途贩运的行列,唐以前偶然性的长途贩运到唐代中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日益频繁。例如元和时卢坦任宣歙观察使,“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辏”。由此可见宣歙地区的粮食无论在灾荒还是平常年景均依仗外地商人供给。当时扬州附近农业发展较快,“开田万顷”,使无水旱之患,而有“鱼稻之盛”,有利于鱼类的繁殖和桑、麻、茶、竹的生长,为鱼类养殖业、纺织业、制茶业、编织业以及其他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奠定了唐代扬州发展的物质基础。当时扬州商业极为发达,盐商、茶商、珠宝商在扬州占据很大的比重,大量的商品从扬州流向周边地区,使得扬州与所在区域发展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也促成了这一区域市场体系的形成与稳定。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唐代中期以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专业性市场逐渐增多,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从“日中为市”的草市、镇市等狭小的初级性市场形态逐渐发展到跨州联郡更大范围的区域性市场。至唐代后期,至少形成了关中区域市场、黄河下游区域市场、长江上游区域市场、长江中游区域市场、长江下游区域市场等多个区域市场。

(作者:肖建乐,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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